在北京，农民可像城镇职工一样享受社保待遇。《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指导意见》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，参保人员男年满６０周岁、女年满５５周岁，可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待遇，养老金以货币形式支付，实行社会化发放。
　　北京之举措，全国之先河。消弭这种城乡差距，有时就这么简单。当农民不必养儿防老、积钱养老时，当他们的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、同一块土地上不再有就学的不同待遇时，我们发现，所谓的城乡差距确实开始缩小了。
　　有许多事情，不是不能为，而是不去为。如今，京城为全国开通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。“路径依赖”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在“二元结构”下的城乡差距方面，“一旦做了某种选择，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惯性的力量会使这条路变成惟一路径，而且不断加强”；在这样的“路径”上，我们已走了大半个世纪了，现在是到了选择新路径、切实消弭城乡差距的时候了。
　　社会心理学中有个“过度理由效应”原理，它是从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“认识不协调理论”中衍生出来的概念：每个人都力图为行为合理性寻找原因，一旦感到找够了，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；而且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，如果外部原因足以解释行为，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原因了。过度理由效应告诉我们，在城乡“二元结构”的政策选择中，我们同样不去寻找内部原因，而以外部原因解释了事，从而使消弭城乡差距的行为长久地无所作为，为应付社会呼声则通常以玩虚的来应对，比如把农民也改称为“居民”，在户口本上看起来与城里的市民“没什么两样”，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与过去的农民一模一样。
　　虚的毕竟是虚的，怎么玩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。如今北京为农民办好“老有所养”的实事，远比那种“农民也统一改称为居民”的“户籍登记改革”的嘘头好上一万倍。这种“实惠”一靠政策，二需钞票。从政策选择看，要消弭城乡差距，首先要摆脱“过度理由效应”，继而要摆脱“路径依赖”，最后要做出新的正确的政策路径选择。从财力支付看，那是要下定决心拿出钱来用在农民头上的。北京对农民的养老保险，由市区财政补贴，这是一种让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“转移支付”，这种支付的力度越大，社会公平的程度就越高。